“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毛泽东是党内倡导和践行调查研究之风的典范。早在求学之时，他常偕友游学，实地考察社会民风、百姓疾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更是作了大量调查活动，写下许多著名的调研报告，指导革命走向成功。尤其是在中央苏区，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在实践中已臻成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的科学体系，其构建的调查研究的基本模式、思想理念和精神内核一直传承至今，影响深远。
调查研究应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开展调查工作一直遵循这一原则，非常重视树立问题意识。在毛泽东看来，“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始终保有对事物矛盾的敏锐性，才能于平常之中发现问题，进而在问题的引导下进行调查研究、解决问题。
大革命时期，党内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而忘记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二是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在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无力之时，毛泽东发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之问，他认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的导向下，毛泽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从而把最广大的革命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
在土地革命初期，我党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方针；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在调查中深刻洞察到“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不能再举国民党的旗子了。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在调查中得知湘赣边界井冈山有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敏锐地认识到只有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才能扎下根来，因而毅然引兵井冈山，由此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
不同的革命阶段会产生不同的矛盾，会出现不同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必须把调查的焦点集中于主要矛盾。在苏区的革命斗争中，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因为只有把农民土地问题解决好，破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才能赢得最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但是，如何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却没有现成的经验。为此，毛泽东聚焦土地问题，在井冈山、兴国、寻乌、吉安、闽西等地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赣西南土地法》等土地法规，逐步形成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一切公共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土地革命路线，从而为中国革命找到最广泛的同盟者和最坚定的革命者。
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除了上述基本问题之外，还有许多关乎革命成败的具体问题。比如，红军攻占第一个城市时，该实施怎样的城市政策？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之后，原来制定的土地政策是否合理？临时中央政府建立后，如何开展社会治理工作？富农问题、流氓问题、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党和红军第一次面对的，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要解决必然要了解实情，必然要作调查研究。比如毛泽东开展寻乌调查，是因为不太了解城市商业状况和富农问题，他说：“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找到了正确解决富农问题的方法，但是又发现没有分析中农、雇农和流氓等问题。因此，紧接着他又开展兴国调查，对赣西南苏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各阶级在土地革命斗争中的表现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这是调查研究的目的，也是坚持问题导向的必然要求。毛泽东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主持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时，发现很多干部不了解基层苏维埃的工作内容，不知道怎样开展乡苏、市苏的工作。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新生红色政权的治理和巩固。为此，毛泽东专门进行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在调查中总结模范乡苏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提供给落后的乡苏、市苏及广大干部学习借鉴，激发各级苏维埃争创“第一等工作”。
调查研究必须反对“本本主义”
“本本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的核心是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表现为唯上唯书的教条思想，这种教条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曾一度风行。如八七会议后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都是因为盲目迷信共产国际造成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模式化，不考虑中国革命实际情况而发号施令，营造教条之风，基层干部亦开口闭口要求“拿本本来”，把上级的指示、决议当成教条，结果弄出很多错误，妨害了根据地斗争，妨害了中国革命。
反对“本本主义”是开展调查研究的必然前提，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就是在与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他对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深恶痛绝，认为离开了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他坚决反对“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教条之风，在开展寻乌调查时特别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大力呼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时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立场。
在革命实践中，“本本主义”又表现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那种盲目的“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在中央苏区也一度盛行。比如共产国际一直主张“城市中心论”，要求中国红军必须进攻和夺取中心城市，党内教条主义者就极力推行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进攻路线，要求攻打南昌、攻打长沙、攻打赣州。毛泽东对此极力抵制，认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但是，党内“左”倾领导者不去调查实际情况，反而以宗派主义的官僚作风批评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
那么，怎样反对“本本主义”呢？毛泽东认为“本本主义”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高高在上不接地气，必然会孳生形式主义、官僚作风和命令主义；所以，破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方法就是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向社会作调查，了解情况、认识社会。在中央苏区，毛泽东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调查工作的重要性，他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开展调查研究，时时刻刻给予这个社会以敏锐的观察。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开展的大大小小的调查工作达三十多次。其中著名的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以及木口村调查和东塘调查等。特别是在赣南和上杭等地，毛泽东写下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报告，通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使思想、行动、决策符合客观实际，为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革命成功，提供了重要支撑。
调查研究应重视方法技术
苏区时期，在毛泽东的影响示范下，党内军内逐渐兴起调查研究之风，但是很多人调查方法存在问题，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他们的错误：“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由此可知，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非常重视方法技术。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专门列出“调查的技术”这一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在苏区开展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
在调查之前，必须根据问题确定调查纲目，列出调查大纲和细目。他举例说：“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还可再分“洋布、土布、绸缎”等细目。进行兴国调查时，毛泽东说：“材料是这样得来的：由我提出调查的纲目，逐一发问并加讨论……然后写下了的”。其中调查提纲涉及兴国八个家庭的观察、永丰区旧有土地关系、斗争中的各阶级、现有土地分配状况、土地税、苏维埃、农村军事化等七方面的内容。调查纲目确定后，还必须根据问题选择调查对象，根据调查者的指挥能力确定调查会的人数。毛泽东认为，调查对象必须具备典型性和代表性，才能窥斑知豹。他作兴国调查时，专门挑选八位兴国永丰区的农民，详细调查兴国永丰区的情况。因为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交界，“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调查对象若从年龄看，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具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和锐利的观察。调查对象若从职业看，工人、农民、商人、兵士、知识分子都可以，甚至流氓也可以作为调查对象，但是，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问题无关的人自然不必在场。开调查会的人数主要依据调查者的指挥能力来确定，善于指挥的可以组织十几个人或二十几个人，能得到更加正确的调查结论；至少也要组织三人以上，否则会囿于见闻，得不到符合真实情况的结论。
在调查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必须做到“三要”，即“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这“三要”看似简单，在实践中很多人都容易忽略，致使调查工作流于形式，成为官僚者的作秀。在中央苏区，毛泽东进行的任何一次调查都亲力亲为，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亲自记录调查材料。他认为，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到群众中去，到斗争中去，那种“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的人得不到正确的阶级估量，也制定不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他还特别强调，调查要自己做记录，“假手于人是不行的”。毛泽东作寻乌调查时，带着一名警卫员，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陪同下，穿行于城内大街小巷之间，与入城赶集和摆摊设点的商贩攀谈，进入店铺向老板询问商业情况；还到城郊的田间地头，一边帮助农民耕田插秧，一边作调查工作。毛泽东亲自询问并记录寻乌的社会经济和土地革命斗争等情况，无不问得清清楚楚，记得明明白白。
进行社会调查，比较常用的是开调查会。毛泽东认为，在确定调查对象后，只有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才能梳理近于正确的结论。他在中央苏区开展的那些著名的调查，都采用了调查会的方式。在调查会上，毛泽东亲切和蔼、毫无架子、循循善诱。他像一名小学生，将参加调查会的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钱粮师爷等当成“可敬爱的先生”，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请教。比如作兴国调查时，一开始，傅济庭等八人非常拘谨，毛泽东问一句他们答一句。为了营造轻松的调查气氛，毛泽东给他们讲了一段风趣的话，引得在场的人都笑起来，尴尬场面也就被打破了。为了让调查对象说真话，毛泽东与他们交朋友、拉家常，甚至与他们同吃同住，群众感受到真心之后，自然就无所不谈，敢说真话了。毛泽东认为，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真正来意，要给他们一些时间了解你的真实意图，而不是去当侦探，使人家厌恶。调查结束后要及时梳理调查材料，分析研究，梳理结论，形成调查报告，为制定正确的革命政策或策略提供依据。
调查研究应透过现象看本质
调查研究是为了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即实事求是的“是”，只有掌握规律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所以，调查是为了占有全面、客观而真实的材料，研究是透过这些材料的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抓住其固有规律。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一直坚持这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较为典型的是寻乌调查，毛泽东经过近二十天的调查获得大量信息，但是材料零碎而庞杂，要从中得到有用的东西，必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地分析梳理。毛泽东在古柏的协助下对寻乌调查的材料进行系统分析，整理成“寻乌的政治区划”“寻乌的交通”“寻乌的商业”“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寻乌的土地斗争”等五大章，以及39个细目，编成一篇8万余字的大型调查报告，成为认识中国南方中小城市的百科全书。在占有客观详细材料的基础上，还得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梳理正确结论，制定正确政策。毛泽东通过这次调查，不但掌握了苏区中小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特点，了解农民和普通商人受压迫受剥削的残酷程度，而且发现富农具有半地主半资产阶级的双重性，认为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于富农在政治上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既限制又不过分打击，这为土地分配中确立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
在土地革命时期，调查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从而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指出“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就当时而言，阶级分析法就是抓社会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分析的方法。
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收集了永丰区人口的数据和资料，发现1930年的兴国永丰区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小商人、游民8种人，其中，地主、富农合起来共占人口总数的6％，中农、贫农合起来共占人口总数的80％。而旧有的土地关系却是：地主占有土地达40％，富农占有土地达30％，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为10％，而中农、贫农只占有20％。毛泽东分析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寻乌调查》也对各阶级的关系进行了解剖，毛泽东发现寻乌的土地资源也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地主、中地主手中，他们把控着农村基层政治，极力压迫和剥削贫农、雇农。占农村人口70.5％的贫农常年吃不饱饭，每年有2%的人家破产，5％的人家半破产，因此，打倒地主阶级是没有疑义的。寻乌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也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但因其自身经济上的弱小必然决定其政治和思想上的弱小，使得他们难以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毛泽东认为，只要他们思想上不反动，他们可以成为革命团结的对象。而农民受压迫最深、受剥削最严重，他们的革命意志最为强烈，他们代表了中国广大农村的人口主体，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谁是革命斗争的主力，谁是我们需要争取的同盟者，谁是我们要打倒的对象。
事物的发展既有其普遍性规律又有其特殊性，因此，调查研究不但要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还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才能真正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比如流氓问题，流氓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的失业群众，他们在革命中的表现比较复杂，因此，对于流氓问题就必须作具体分析。
1930年4月，毛泽东在会昌作仁风山调查时，专门就流氓问题进行分析，了解到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区游民约占总人口的10％。特别是仁风山（即于都盘古山）矿工中甚至党内队伍中，存在很严重的流氓意识。在调查中，毛泽东针对流氓问题作具体分析，认为在土地革命初期“流氓还是革命的先驱者”，他们积极参加农民暴动，表现出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的特点，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但是，由于他们长期不从事生产，专靠诈骗、抢掠、乞讨等手段谋生，因而在革命发展时不愿接受党和红军纪律的约束，参加革命的动机和意识也不纯粹，表现出非无产阶级的一面。因此，毛泽东认为“必须肃清党内的流氓意识”，即反对流氓的思想、行为和政治主张，防止其对革命产生危害和破坏作用，并专门撰写《肃清党内流氓意识》一文，油印成小册子分发党内阅读。但是，肃清流氓意识并不是要抛弃流氓，相反，“党对流氓的总策略应该是：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1930年6月，毛泽东在闽西主持南阳会议时把这个主张写进了《流氓问题》决议案，成为党对待流氓的正确政策。
综观毛泽东早期的调查活动，特别是在中央苏区的调研实践，对于为什么要调查、坚持什么样的立场和观点调查，以及怎样进行调查等方面，已经有了明确指向、正确态度和基本范式。这对于党内形成求真务实、重视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起到极大引领作用。
（作者系瑞金干部学院苏区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
